2025年前五个月，美国裁员总量已达近70万人，同比暴增80%，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，显示就业市场正遭遇深层结构性冲击。服务业、零售业与科技行业裁员居高不下，联邦“DOGE政策”及技术更新成为主要推手。东部地区裁员激增，中西部与西部分化明显，南部则呈增长势头。尽管招聘数据同比回升，但力度有限，企业整体用工信心仍低迷。分析人士指出，若劳动力市场持续走弱，可能加速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预期，影响广泛资产价格路径。
裁员总量高企，年度记录或将提前刷新
2025年5月，美国裁员总数达到93816人，较4月的105441人下降12%，但较2024年同期的63816**幅上升47%。根据Challenger Gray & Christmas**发布的数据，2025年前五个月累计裁员达696309人，较去年同期增长80%，距离2024年全年裁员总量仅相差65049人。若当前趋势持续不变，美国将可能在年中便提前刷新上一年度的裁员纪录。
分析师认为，这一趋势表明美国就业市场正在经历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。裁员并非单纯的周期性波动，而是多种经济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，显示出整体经济对不确定性的高度敏感。
服务、零售、科技三大行业裁员“领跌”市场
从行业维度来看，服务业、零售业和科技行业成为本轮裁员的主要贡献者。2025年5月，服务业裁员达22492人，为疫情以来的**月度值，年内累计裁员44273人，同比增加79%。该领域涉及商业清洁、临时人力派遣等企业服务型岗位，裁员高企反映出企业运营支出整体缩减。
零售业则因消费者支出放缓而大幅收缩。5月裁员11483人，2025年前五个月累计裁员达75802人，较2024年同期的20276**幅增长274%。这一变化凸显出零售业作为经济前端的预警性信号，反映了内需信心的持续下滑。
科技行业也未能幸免，5月裁员10598人，年内累计74716人，同比增长35%。尽管AI和自动化持续提升效率，但短期内伴随而来的岗位结构性优化仍带来“阵痛”，尤其是中高技能职位的压缩趋势。
DOGE政策效应显现，技术更新成为新冲击源
从裁员原因分析来看，2025年影响**的是被称为“DOGE”的联邦层级裁员政策及其连锁反应。截至目前，这一政策已造成284044个岗位流失，成为裁员潮的核心驱动。DOGE裁员不仅影响政府机构本身，也波及非营利组织、合同服务机构等下游雇主，形成更广泛的就业影响。
其次是市场与经济条件变化，共计引发131257人被裁。此外，门店关闭（94439人）、企业重组（62015人）和破产（35501人）仍为传统的裁员主因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，“技术更新”**作为独立裁员动因被列出，涉及裁员人数已达20000人，标志着科技转型的影响开始显性化，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冲击不容小觑。
地区分化加剧，东部重压之下，南部异军突起
地域分布方面，裁员呈现出高度分化。东部地区裁员从2024年的121055人激增至404523人，涨幅高达234%。其中，华盛顿D.C.因联邦裁员达285723人，成为此次裁员**的主要来源。新泽西和纽约裁员也分别增长至22239人和65027人，增幅显著。相对而言，康涅狄格、佛蒙特和马萨诸塞裁员有所下降。
中西部整体变化不大，裁员数量从68187人微降至66416人（降幅2.6%），但内部差异显著。俄亥俄州裁员增长78%，内布拉斯加大幅上升近8倍；相对地，密歇根、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则呈现明显下降。
西部地区裁员整体持稳，从150105人升至157252人（增长4.8%），加州仍为裁员最多州（93586人），同比增长42%。南部地区则表现出强劲的裁员增长态势，从46512人增至68118人（上涨46%），以乔治亚州尤为显著，裁员增幅达72%。
招聘回升有限，企业用工信心仍未恢复
尽管裁员持续高企，企业招聘计划在2025年前五个月略有增长。新增招聘岗位为79741人，较2024年同期的50833人增长57%。但对比疫情前及初期的招聘节奏，这一数字仍明显偏弱。例如，2023年同期为101833人，而2020年同期曾高达1260661人。当前企业的招聘趋势更接近2012年（50194人）与2013年（180012人）的水平，反映出企业在面对经济不确定性时的用工保守态度。
分析师指出，尽管劳动力市场局部存在温和修复迹象，但招聘数据未能形成结构性反转。企业多数处于观望状态，倾向于在通胀路径、利率政策、财政支出等关键变量明朗后再进行扩张。
结构性风险持续，美联储政策走向受关注
综合来看，2025年美国就业市场面临多重结构性压力。DOGE政策造成公共与非营利部门大量裁员，科技变革推动岗位重构，服务与零售行业则受企业运营及内需信心双重压制。区域间“冷热不均”格局强化了整体市场的不确定性。
尽管招聘有所恢复，但整体水平仍远低于历史均值，企业用工信心仍显**。分析师认为，就业市场的持续疲弱可能成为美联储政策路径调整的重要参考变量，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放缓是否足以驱动政策宽松的判断上，将对利率、美元汇率及风险资产形成实质影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