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以下内容从东吴证券《宏观深度报告：基于38个**的比较：为何我国消费率偏低》研报附件原文摘录）
我们将居民消费率拆解为两类6个因素，并跟38个**进行**比较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我国居民消费率低的原因主要是消费倾向低，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并不低，但这可能并不意味着居民部门“有钱不愿花”，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仍然是促消费的重要选择。
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：
1、**居民消费率仅为37.2%，比38个**的平均水平（53.8%）要低16.6个点。按照：居民消费率=居民消费支出/GDP=（居民消费支出/居民可支配收入）*（居民可支配收入/GDP）=消费倾向*居民收入比重，接下来我们分别从消费倾向和居民收入进行详细拆解。
2、**消费率低主要是消费倾向偏低。2022年，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为62%，而38个**平均为92.3%，**是卢森堡的82.1%。
3、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并不低，2022年，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60%，略高于38个**平均水平（58.2%）。很多观点认为**居民收入占比低于其他**，源于两个问题：一是样本选择的误差，经常用来做比较的**，居民收入比重都高于我国，如美国（75.2%）、日本（63.1%）、英国（63.7%）、法国（64.5%）、德国（63.2%），但不常比较的北欧或者欧盟27国整体来看，居民收入比重都低于我国。二是口径差别，很多观点使用**微观收入口径，但2022年居民收入的微观数据比宏观数据要少20万亿。
4、我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重（61.4%）低于38国平均（63.2%），初次分配里非财产性收入特别是劳动收入并不低，按照“劳动报酬 营业盈余”来看，**为58.2%，38国平均为57%。
5、财产净收入水平偏低是我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低于其他**的主要原因，2022年我国居民财产净收入占GDP比重为3.2%，而38国平均为6.2%。
6、我国居民财产收入形式单一，主要依靠存款利息，企业给居民的分红收入严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。2022年，我国财产收入中76.2%来自于利息收入，只有10.2%来自于企业分红，表明居民财产收入依赖于存款利息，企业分红太低。相比之下，38个**平均来看，利息收入占财产收入的比例只有19.4%，而红利收入占财产收入的比例高达55.7%。
7、二次分配环节，2022年，我国居民转移净收入占GDP比重为-1.4%，比38个**均值-5.0%要高3.6个点。
8、我国居民二次分配净收入偏高，主要原因是税负轻。居民转移净收入=居民缴纳所得税和财产税支出 除纳税外的转移净收入。2022年，我国居民缴纳的所得税和财产税占GDP比例仅为1.2%，比38国平均8.1%的水平要低6.9个点；我国居民“除纳税外的转移净收入”占GDP比例为-0.1%，而38国平均为3.1%，表明社保保障相对不足。
9、既然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高于**平均、消费倾向低于**平均，是否说明我国居民部门“有钱不愿花”？并非如此，由于个税和财产税主要影响少数中高收入者，因此剔除中高收入者后，对大多数居民而言，我国跟其他**居民收入比重的**比较结果可能是61.3%VS66.3%，而非60%VS58.2%。即中高收入者存在“有钱不花”、消费倾向低的现象，但大多数居民仍然是有消费意愿但缺少消费能力，因此2025年4月政治局会议指出“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”是很有必要的。
10、居民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税负轻并不**有利于消费。我国居民税负和社保净收入“双低”的格局，意味着二次分配环节没有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，不利于促进消费。我们发现，如果将居民个税和财产税的税负提高到跟38国平均水平一致，提高税负的同时提高转移支付水平，将增加的这部分税收以转移支付的形式**给予中低收入者，可以实现居民部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，居民消费增加1.6万亿，居民消费率提高1.3个点、消费倾向提高2.2个点。
风险提示：（1）**比较在细节上可能存在误差，比如各国统计制度的差异未能**反映，我国可能将为居民服务的非盈利组织计入广义政府部门，而其他**可能计入居民部门，这不影响我们的结论，但可能带来**的统计差异风险。（2）数据相对滞后，官方发布的匹配收入分配的宏观消费数据目前仅更新到2022年，但受到外部冲击影响，2022年是**消费的次低谷（仅次于2020年），可能不能**代表常态下的**消费情况。（3）**比较的广度仍有不足，如目前的38国数据没有包含东南亚**，并且大部分**的历史数据仅能追溯到90年代末或00年代初，样本覆盖面仍有不足，不能**排除**比较带来的结论片面性。
